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全球化戰略的深入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然而，出海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走出去”實踐中，中國企業面臨著文化差異、政策環境、市場競爭等多重挑戰。如何理解中國企業加速出海的宏觀背景？新時代背景下，出海企業面臨哪些新機遇、新挑戰？面對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有哪些應對策略？

在北大光華學者沙龍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唐遙從宏觀視角出發，分享了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發展現狀、平衡“走出去”的宏觀機遇與風險等兩方面的觀察與思考。

唐遙認為，過去30多年間，我國在工業化進程、對外貿易、對外投資領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面對新形勢、新挑戰，中國製造業企業既要加快“走出去”，也需要努力“走上去”，即向產業鏈、價值鏈中高端發展，解決部分產業在分工中處於相對下游和劣勢位置、被“卡脖子”的問題。

中國企業出海的宏觀背景

當前中國企業出海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產品出海，也就是貨物出口；二是產能出海，即對外直接投資；三是智慧財產權出海，即特許經營和許可證貿易。

“目前，中國企業出海主要是通過前兩種形式開展。”唐遙說。通過引用詳實資料，唐遙系統闡釋說明了在過去30多年間，我國在工業化進程、對外貿易、對外投資領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

唐遙表示，首先通過觀察外貿依存度這一指標走勢，可以直觀感受中國比較優勢的深刻變化。外貿依存度，是一國或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通常用來衡量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是開放度的評估與衡量指標。200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達到67%，為歷史峰值。與其他大型經濟體橫向比較，這是很高的依存度水準，美、日、德等貿易大國這一指標通常是在30%至40%左右。

“此後10多年，中國國際貿易呈現出絕對量增長、相對量下降的格局，去年外貿依存度降到了33%左右。這表明中國經濟的內迴圈在增強，同時也提出了一個新問題：作為世界最大貿易國，如何保持‘中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唐遙說。

第二，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近年來中國保持快速增長，年度對外投資淨額已經從1999年的18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1960億美元。

唐遙指出，這一數字也顯著超過了同年對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1330億美元。在這個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對外投資不斷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2015年和2016年蟬聯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家。

快速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對此有關部門採取了針對性政策進行調整和指導。經歷調整期後，2022年中國對外投資額為1490億美元，與同年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規模（1800億美元）較為接近。截至2022年底，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國家，存量高達3.49萬億美元。不過，與位列首位的美國的10.99萬億美元的存量規模比，我們的差距依然明顯。

第三，在工業化方面，過去十幾年間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從2004 年的8.6%上升到2022年的約30%，而G7國家的比重則不斷下降。

“目前，中國製造業規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有經濟學家計算表示，中國製造業占全球製造業銷售額的35%，相當於從製造業第二名到第十名經濟體的總和。即使扣除進口晶片等國外中間品後，中國製造業的增加值也占到全世界的29%。”唐遙說。

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角色

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逐漸增強，是否意味著對於中國經濟而言，對外貿易不再重要？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唐遙分析了需求端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今年的表現，指出出口仍是今年中國經濟實現5%左右增速目標的關鍵動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需求端的特點是消費平、投資分化、出口恢復。”唐遙表示，展望全年中國經濟仍面臨海外需求疲弱、國際經貿摩擦上升等突出挑戰，出口的持續改善十分關鍵。

     這一觀點與一些機構的研究不謀而合。一項調查顯示，儘管中國消費支出放緩，但中國出口前景改善，這將對總體增長構成支撐。

 而中國企業出海的品質如何評價？唐遙在發言中提到了全球價值鏈（GVC）上游度的概念。

   “GVC上游度衡量的是外國對中國中間品的依賴程度和中國對外國中間品依賴程度的對比，排除原材料供應因素後，這一指標能夠反映一國在價值鏈中的分工是否佔據相對有利位置。”唐遙說。

    唐遙表示，目前中國已扭轉了上世紀90年代GVC上游度下降的趨勢，在40個主要經濟體中GVC上游度居中，有待繼續提升。

中國工業化的飛速進步，帶來規模龐大的製造能力，產品出口的壓力也在攀升，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關係需要重新平衡。2023年，被稱為外貿“新三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出口表現亮眼，出口首破萬億元，增速近30%。

從出臺以環境保護、國家安全為名義的貿易限制措施，到無端指責中國產能過剩，再到對中國鋼鐵和汽車出口加征或者威脅加征關稅……一系列經貿摩擦升級都是這種巨大壓力的外在表現。

在唐遙看來，中國進出口延續向好態勢不能靠天吃飯，需要付出艱苦努力，來應對全球需求增長疲弱、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影響。

“走出去”，也要“走上去”

如何平衡宏觀機遇與風險，以新的辦法破解新的難題？唐遙給出的回答是，中國製造業既要“走出去”，也要“走上去”。

一方面，面對不斷加劇的國際經貿摩擦，要繼續推動國內製造業企業加速對外直接投資；另一方面，要有意識地推動企業向產業鏈、價值鏈的中高端發展，解決部分產業在國際分工中處於相對下游和劣勢位置、被 “卡脖子” 的問題。

“兩方面的變化要同時發生，既做減法，也做加法。”唐遙表示，所謂“減法”，就是指一些中下游的、對要素價格敏感的、需要貼近消費市場的生產環節可以轉移到境外，降低境內的製造業增加值；而“加法”，就是要改造升級傳統產業、積極發展新興產業、提前佈局未來產業，這一戰略將加快製造業向價值鏈和產業鏈的上游發展。

他以江浙紡織業企業為例解釋說，有些企業可能成衣製造環節已轉移到孟加拉等地，但同時也可以升級供給高端面料、配件。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可以不再做成衣，但通過中間品貿易等方式，中國紡織業、服裝業的產值不一定會萎縮。

“‘十五五’期間，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應維持在28%至30%。”唐遙強調說，製造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根基，推動中國製造業“走出去”“走上去”的過程中，一個指標非常關鍵，就是要注意保持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全球占比的穩定。

談及因文化、語言、制度不同，中企出海面臨的現實難題，唐遙從不同維度展開了剖析：從長期、宏觀視角來看，面對動盪不安的世界，保障中國企業出海安全，必須樹立對外投資合作的整體安全觀；從企業角度來說，則要摒棄賺快錢的思維。

“需要想清楚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如果覺得本土化成本太高、出海收益沒有那麼大，你可能就是合適做產品，然後在當地找一個供應商合資，然後分享利潤。”唐遙表示，出海方式沒有統一的答案，企業需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找到與環境匹配的最優解。

此外，唐遙建議在制度層面建立溝通機制，鼓勵企業充分分享有效資訊，減少低效出海。“A企業去C國交了個學費，B企業可能沒必要再去交一遍，現在很多時候中國企業在國內是競爭關係，所以它們去別的國家吃了虧，回來也可能不說。”唐遙說。

唐遙表示，我國很多產業鏈條長、集聚效應強，比如福建地區制鞋產業鏈完備，有條件依託地方行業協會去建立企業資訊互通機制，並在政府層面通過政協、工商聯去促進協作，這是比較實際的辦法。

來源：北大光華E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