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至今，产业生态愈发完善、发展阶段也愈加稳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小单元”，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发展也“风生水起”。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主体已超12万家；在我国超78000个产业园中，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数量超1000个。

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发展与其行业发展相伴相生，具体到各地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发展，也是与其当地跨境电商的发展情况紧密相关。在各地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除深圳、杭州等集聚优势较强的头部城市属于市场推动型，多数地方仍处于政府引导市场发展的类型，因而在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设和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时，都会面临卖家集聚意愿低、园区招商困难多以及运营效果及预期不符等问题。
结合近些年与不同类型企业的交流，以及对该问题的研究思考，由此形成本文。同样，仍是一家之言，以求引发共同关注和探讨，欢迎留言指正。

园区经济通过将组织、制度、技术、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并由此产生协同效应和溢出效应，形成生产效率、交易效率、组织优化和产品差异化等优势，因而一直都是各地推动产业集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但结合EWTO研究院近年来对各地跨境电商的调研了解，产业园区的招商以及运营发展问题，一直是各地最为关注且尤为棘手的难题。

走访调研非头部综试区跨境电商企业，收到反馈最多的是“所在地跨境电商行业的整体氛围不浓”“同行间交流互动较少”。然而与之相悖的，却是近些年，各地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而兴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则面临招商和运营“双难”的问题。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作为新兴产业和业态的跨境电商，行业已上市的头部企业和未上市的独角兽企业数量总和，在商务部公布的愈12万家跨境电商主体中，仍属凤毛麟角，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的主体结构特征显著。

且中小微跨境电商企业自身轻资产，虚拟化线上业务对线下商业经营场所需求不高的特点，造成中小微跨境电商企业分布较为分散。

客观角度看，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推动跨境电商企业在产业园等线下载体集聚，既能够发挥产业园“企业集聚、要素集约、服务集中”的优势，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从企业登记注册、税务申报、代理记账、出口退税、金融服务等一站式专业服务。

同时，园区策划开展的一系列跨境电商相关活动，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资源对接的平台，也能为垂直产业和行业内信息互通、资源对接、沟通交流以及思想和业务碰撞等提供便利。

此外，也便于相关职能部门数据统计和高效监管。因而从理论上看，无论是跨境电商企业还是政府监管部门视角，跨境电商产业园作为企业承载地，对双方均是“百利无一害”。

然而，面对企业集聚的众多优势和双赢局面，跨境电商企业理应“举双手欢迎”，但实际却往往事与愿违。笔者认为应从跨境电商行业的本质去剖析。

企业的园区适配程度各异

首先，不同企业的园区适配程度各异。

对跨境电商而言，不管是泛铺、精铺、品牌店，虽然有亦或者没有品牌溢价，但最终出售的产品终究是商品，故而其本质就是卖货，因此，一直以来都有“七分选品、三分运营”的行业俗语。

企业集聚的优势虽然显而易见，但劣势同样“简单直接”。在商品供给极度充裕的当下，对大部分企业可以说是没有产品壁垒可言，物理距离越近意味着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将更加便利。通过快递小哥了解产品信息、针对性挖竞对墙角等事件将不可避免，本就薄如窗纸的产品门槛，更加容易被捅破，最终结果是“一次靠近换来一生/批竞对”，闷声发财才是信息差的价值所在。

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这种风险的危害程度也有差异。

1.对头部企业。被视为“劳动密集型”的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员工规模动辄成百上千，常常以“一企之力”轻轻松松就达到了现阶段国内部分跨境电商园区的业务量和就业规模指标，因而从园区招商视角，非常乐意招引此类企业入驻。头部企业的入驻不仅能够提升园区整体业务量，而且其“链主”地位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和“虹吸”效应，对行业相关企业的集聚和产业生态的构建也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

但“鱼越大的地方，风浪也越高”，对于国内跨境电商行业的优质企业和重点招商项目，这类企业收到来自外埠政府部门及产业园抛出的“橄榄枝”数量只多不少，且不说产业园能否有实力在一众“橄榄枝”中胜出，单从头部企业自身意愿看，除非企业出于自身发展战略，主动布局谋划“1个总部基地+N个区域中心”“1+N”架构，否则其总部搬迁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毕竟“树大招风”，作为市、区辖内的明星企业，其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极易引起各方关注。如若是有一丝总部搬迁的念想，仅就以难度较低的市内跨区迁址而论，在尚且不考虑新址的区位交通条件及周边配套是否成熟等基础条件，仅考虑原驻地相关部门对属地重点企业的重视和支持程度，为避免引发各区之间的无序竞争，企业也多就此打住，更遑论外埠迁移的“大动干戈”“劳民伤财”。

此外，少数头部企业自身就有自建产业园的考量，且其在行业的资源、话语权和影响力，甚至是许多跨境电商产业园所不可企及的，一些产业园甚至不光不能给其带来任何加持，反而徒增一些“消费自身”的任务。

且庞大的员工规模原本就会徒增额外的搬迁成本，造成人员流失等风险出现，这对于一些已上市的头部企业来说，徒劳无益。因此，除因企业规模壮大需要购置办公场地、新设调整既有总部和区域定位等而产生主动性的搬迁需求，亦或是企业成长自所在园区，因其他原因招商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的难度较大。

2.对中腰部企业。中腰部企业正值寻觅增长、壮大规模的上升期，会出现现有场地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继而扩场地的需求，如果招商园区区位条件、周边配套、招商政策及服务等方面优势较大，且能够满足上升期企业对于办公场地预算紧缩的诉求，将会是各类跨境电商产业园招商的目标。

同时，与头部卖家相比，中腰部企业虽在规模体量、知名度和影响力上不具优势，但按照跨境电商卖家“金字塔型”分布特点，处于中腰部的企业数量远高于头部企业，且“福祸相倚”，较低的知名度也减少了企业迁址路上的阻碍。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腰部企业的定位和运营策略（“白帽”打法的品牌类卖家、“灰帽”打法的铺货类卖家）不同，在园区落户意愿上也有些许差异。夹缝突围的中腰部企业面临着资金和人力资源相对有限的窘境，导致其增长瓶颈期也尤为艰难。因而处于这一时期的企业，对入驻园区向众多同行靠拢，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所在园区内一旦有竞对企业，则会出现团队不稳定的情况”。

除此之外，与产品和品牌壁垒较深的"白帽"玩家相比，“灰帽”玩家的产品门槛低，与竞对企业过近的距离，相当于给了对方“贴身肉搏”的机会，因而“灰帽”玩家对于同行集聚做不到“有恃无恐”。

刨除该因素，在综合考量园区交通、办公配套等各方面便利性的情况下，跨境电商产业园对中腰部企业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只是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跨境电商中腰部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较大，参考合肥从此前的“默默无闻”到当下“风投之城”的逆袭经历，各地跨境电商产业园在中腰部企业招引中不仅要极具战略眼光，在落地之后更需要“陪伴”其共同成长。

3.对小微企业。相较以上两类企业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信息闭塞、资源匮乏的小微企业本该是产业园最为忠实的“拥趸”，但两者却总有些“相互不待见”的情愫掺杂其间。

从跨境电商产业园角度看，跨境电商小微企业本身并不能对所在园区的业务量指标有较大贡献，反而增加了园区管理的碎片化程度。

而在小微跨境电商企业视角，自身虽然规模体量小，但也有自己的“骨气”和“调性”，尤其在国家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当下，利用自家住宅拉网上线、跨境卖货，并不耽误营业执照申请，且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创业起步成本。

更何况还有一些跨境电商和非跨境电商园区为了完成企业注册量要求，能够为企业提供不需要实际入驻的虚拟注册、代理注册业务。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小微企业就更加对需要承担成本的专业园区无感。

此外，正如跨境电商中腰部企业会在意所在园区的同行数量过多，无意间会催生更多竞争对手，小微企业也尤为在意。

众所周知的中国跨境卖家“起源地”——华南城，能够成为亚马逊大卖的“诞生基地”，离不开早期大批卖家在此汇聚所带来的海量“信息情报”。在有关华南城的报道中，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整栋楼少有敞开大门打包商品的店铺，一家家紧闭的店铺门后，只有热敏打印机、撕胶带的声音传出。

总之，以上原因不仅加剧了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招商难度，也迫使园区招商必须有“拿得出手”的“绝招”。

产业园同质化现象突出

其次，园区定位及政策同质化现象突出。

一方面，有的园区从初期定位开始就存在同质化发展问题。近几年，跨境电商在全球经济放缓、国内内卷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仍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国内少有的新增长点。

一些地方为抢抓机遇，在所在城市已有跨境电商园区且未对全市跨境电商发展情况做全面调研的情况下，大兴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延续传统产业园房屋租赁的模式，从而造成园区跨境含量不足，区内存续企业数量也较为稀少，出现跨境电商产业园闲置、资源浪费等现象。

另一方面，有的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定位趋向同质化。如，有的城市两个相邻的产业园区，起初两者定位不同，各自发展。但在近几年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园区企业变动较大，为了维持各自园区经营，两园区均聚焦在新兴产业之一的跨境电商，鉴于两者资源相近、优势相同，两者最终走向了“拼政策”“拼补贴”的无序发展之路。

此外，因地方缺乏引领指导、考评政策偏差等原因也是造成园区间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

如，一些地方因缺乏系统性、全域性的产业调研和布局规划，各行政区划的相关园区在自身交通条件并不便利、跨境行业并不熟悉、运营团队缺乏的情况下，纷纷提出了跨境电商的发展定位，造成当地跨境电商卖家规模远不能匹配既有园区的承载量，从而出现园区间的无谓竞争、园区资源浪费等情况。

再如，基于跨境电商贸易型产业园的定位和地方对园区贸易额的考核制度，有园区主要以政策方向、考评指标为依据制定园区支持政策，继而按照企业对园区的进出口规模贡献给予专项政策，从而形成侧重于“发展期与成熟期的腰头部卖家”的招商思路。

在这样的政策倾向下，极易产生以下几种结果：一是错失极具发展潜力的初创期卖家团队和项目。近几年，跨境电商作为增长较快的行业之一，吸引了众多卖家涌入，创业难度直线拉升，导致卖家培育和成长周期不断被拉长，但一些囿于考评考核以及自身运营等压力的园区，未能够在早期对这类潜力初创卖家给予足够的重视，错失了与这类卖家共同成长的大好机会。

二是自身没有数据产出的跨境服务商，往往无法成为政策对象。跨境服务商的服务属性，使其不能产生进出口贸易额这类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其能够量化的“服务卖家数量”等指标，虽然可作为园区享受上级政府相关政策的指标之一，但却因无实际贸易额、企业自身贡献地方税收有限，而无法或区别享受着园区的重视程度和政策服务。

三是无法规避少数“候鸟式”企业的“薅羊毛”行径。哪里有政策，哪里就有不良卖家“闻风而行”“捞偏门”。部分卖家通过与货代企业勾连获取虚假贸易数据，从而利用数据腾挪周转于各个园区，基本原则是“就高不就低”，在某园区考核加码前就带着已到手的政策资金迅速撤离，很快改头换面以“新马甲”出现在下一个园区。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源于诸如此类跨境电商园区在招商路上经历过的“坑”，才塑造了当下园区如此谨慎，不愿意与卖家“荣辱与共”的现状。

总而言之，我国跨境电商园区发展是与跨境电商行业总体发展相伴而生。

在我国跨境电商高速、粗放发展的早期阶段，跨境卖家对跨境电商园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满足物理空间的需求，即能够提供物美价廉、交通条件良好的办公场地。在这一时期，产业园区按照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的传统思路，为招引卖家入驻，采取免租和补贴等政策合情合理。

但随着行业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跨境电商企业对于园区有了更为复杂的需求，如希望园区能够在具备产业链全链条的传统服务之外，还能够提供创新孵化、战略性天使投资、科创团队资源共享等多元化、专业化服务。相应的，也就需要跨境电商产业园进行转型和升级，将着力点转向完善园区创新环境，形成园区独特的竞争力从而“引得凤凰来”。

加之今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公平竞争审核条例》明确提出，不允许园区通过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园区需要更有效的政策工具，以符合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水平。随着该《条例》的落地实施，被认为将给各地园区招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牌”变革。

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如何破局

最后，上述内容只是企业对入驻园区有所顾虑的一部分原因，单纯喜欢埋头卖货、不愿交流沟通、浮出水面的也大有人在，毕竟无法一一洞悉全国超10万+的跨境电商企业真实想法，且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民会想方设法，在现有条件下，创造条件创富、造富。这也是造成许多地区只有跨境服务商“进进出出”，但园内跨境电商卖家数量仍旧“屈指可数”的核心。

对于各地的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如何破局，笔者认为，首先，全市协调统一的顶层设计、园区规划必不可少，是从源头上避免内部资源消耗，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其次，理顺体制机制，提高园区运营的专业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实施，意味着未来产业园区的运营将在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道路上走得愈发深远，跨境电商卖家作为微型的跨国企业，更加需要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专业性园区企业参与运营。

可探索以一个专业运营团队为主体，整合全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和企业资源，统筹谋划各个园区规划、开发、建设，协调跨境电商企业和项目落地安排、运营管理；或在地方政府推动下，通过园区联盟的形式，对产业园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升级，从而实现整合运营。

具体到产业园，最先要做的，也是各个园区都绕不开的话题：塑造完整的产业生态，找到园区自身的功能定位和资源优势。如，近两年较为热门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园区。

亿邦动力郑敏先生也曾在某次外贸相关会议上提到，除深杭等跨境电商先行综试区外，大部分地方跨境电商起步都相对较晚。由于不同地方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条件不同，其外向型出口企业基础也各不相同，这时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可以先从某一点切入，譬如跨境电商服务。

跨境电商相关的服务商在当地建设标志性服务中心，既能够高效实现跨境电商卖家和服务商之间的资源对接和供需匹配，也能够在其开展业务推广的过程中，对当地企业进行跨境电商相关知识的普及。久而久之，在服务生态的赋能下，就能孵化出一批本土跨境电商企业、完善当地跨境电商的服务生态。

最为典型且成功的案例，就是“全球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和“三驾马车”的“成都模式”。

再次，各地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和资源优势的同时，找到自身的发展定位。如，杭州的全球跨境电商“知识服务中心、品牌研究中心、品牌运营中心和品牌设计中心”，广州打造的全球跨境电商“卖家服务中心、超级供应链中心、生态创新中心”。

最后，产业园在补链延链强链的基础上，完善创新环境也愈发重要。可以从数量庞大的跨境电商中小微企业着手，针对其发展中的痛难点问题，有的放矢地搭建服务生态。

如，可以通过直接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或与当地的孵化器等机构合作，引入战略性天使投资或跨境电商产业基金资源，从而招引孵化具有潜力的小微卖家，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以杭州菜鸟智谷产业园为例，当其他园区都在死磕补贴、免租的时候，杭州引入了深耕跨境产业投资、具有超10家跨境相关企业投资案例的服务团队——Booster Hub，通过“基地+基金”的双轮驱动来打造“数智科技+产业服务”的生态社区。

园区毗邻菜鸟全球总部，依托菜鸟智谷产业园作为跨境电商物理集中的载体，在帮助入园企业链接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服务商、仓储服务商等生态伙伴，以及链接直通拉美、中东等市场的资源服务外，还为跨境电商企业在垂直市场化产业基金配套、行业媒体矩阵服务、全球化服务商体系对接等方面提供资源支持。

同时，产业园成立的规模2亿元（首期1亿元）的悦汇跨境产业创新基金，是浙江省唯一专注跨境行业的产业属性基金，将100%投资于跨境企业及跨境服务企业。该基金的投资对象为以欧美、东南亚为核心市场，面向全球的早期跨境项目，包含电商交易、文娱版权内容与服务、基础设施服务、流量服务等跨境数字服务贸易。

智谷产业园作为杭州市五大电商中心之一——“全球跨境电商DTC品牌创新中心”的承载，园区企业可同时享受“城区+园区”的双重政策扶持。

杭州菜鸟智谷产业园不仅发布“产业赋能计划”，设立天猫品牌孵化基地，落户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一带一路”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引入悦汇跨境产业创新基金，通过政策、平台、渠道、生态等服务优势，将为入园企业提供品牌、跨境、直播等助力，打造“数智科技+产业服务”的生态社区。目前，该园区已经孵化和集聚了一批较为知名的跨境电商主体。

杭州菜鸟智谷产业园已经为各地跨境电商产业园高质量、创新发展蹚出了一条新路子：园区运营方与资本联手，使园区在培育打造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的同时，促成资本与优质项目的“双向奔赴”，成为命运与共的“盟友”。这或许才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未来样板”。

另外在跨境电商产业投资基金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上月初，七家跨境电商头部公司合伙成立了一家规模为2亿的基金——海南招服贸易新业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招服基金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这类的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坐镇，囊括了致欧科技、赛维时代、杰西亚三家大卖，以及舟山麦步投资（纵腾集团旗下企业）、深圳安云投资（顺友物流大股东）、易达云、飞书深诺等涵盖海外仓、仓储物流、出海数字营销方面的跨境服务商。

据悉该基金与以往卖家投资成熟项目不同，其以投资早期跨境电商企业为主，兼顾成熟项目。基金投向也不局限于消费电子、服装服饰、家居户外等跨境电商企业，也关注在智能化、数字化产品等方面具备出海和全球化潜力的电商企业，以及跨境服务商、可赋能跨境品牌的技术研发型企业。

总的来说，随着我国跨境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的下半场，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转型升级也是大势所趋。

来源：苏粤跨境